这里有黄金
有人敲门。
谁呢？
我盼有的人敲门，同时又怕另一种人敲门。
这次的敲法，是用中指和食指的指甲，交替地敲击我那独间小屋门上的玻璃，而且频率急剧地加强着。
这一定是田欢，那二十五岁的大学生。我真不该在家，我怕他来。
这怕，不是惧怕之怕，而是怕麻烦之怕。或者，干脆地说，就是一种厌恶的情绪。
我们这个胡同杂院里的人们，对于各种各样的人物，特别是青年人来敲我这间小东屋的门，已经习以为常。大家都知道我是个写小说的，又多以青年人为描写对象，因此都认为有各色各样的青年人来访我，正是我的福气：不待去深入生活，生活本身已经找上门来了。
田欢的初次来访，在我们小院引起了小小的轰动：他是坐着丰田牌小轿车来的。我以“一视同仁”的善意接待了他，但他还没有离去，我便已经在心里说：但愿他今后不要再来。不为别的，就为他深深地刺痛了我的自尊心。
别的青年来，或带着稿子求教，或促膝谈今论古，或倾吐满腹牢骚，或者仅仅是出于好奇……田欢却“别具一格”，半小时过去，我就明白，他是来占有我的。不是占有我的财物，也不是占有我的作品，而是来占有那令我当之有愧的东西。
进得门来，他用一双转动的灵活而迅速的眼珠打量着我问：“你就是苑直文？”
我点点头。他又上下左右打量着我那小小的房间，踱了几步，依然是很大的口气：“这么小！你那《交叉路口》就是在这间屋写的吗？”
我又点点头。他低头仔细端详了一番，选中了我唯一的那架藤椅，坐了下来，一边随手翻动着我书桌上的书，一边问：“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？”
我告诉他：“师范学院。”
他撇撇嘴：“你为什么不上北大呢？南开、复旦也成啊。”
我告诉他：“我没考上那些学校，我考上的就是师范学院。”
他扔下手中的书，把头偏过去，找准角度，从对面小柜上的镜子里观赏着自己的面影，夸奖我说：“那你不错啊，你写的小说算是震了。原来我还当你是北大毕业的呢。”
我没吱声，我发现他的瘦长脸和大嘴巴很不谐和，不知他为什么要那么顾影自怜。
“你爱人她是写什么的？”他注视着镜子，用手抚着长长的鬓角，接着提问。
“她什么也不写，她是工人。”
“工人？”他那正在抚鬓角的手停止了动作，抬眼瞥了我一眼，然后又把眼光收拢到镜面上，继续抚鬓角，穷追不舍地问：“干什么的工人？搞工艺美术的？”
我说出了工厂名称，他咧嘴一个冷笑：“集体所有制的吧？你怎么找这么个爱人！”
我勃然了：“依你说我该找个什么样的？”
他这才觉察出我的不快，停止了照镜子，也停止了“查户口”，眼珠恢复了活泼的转动，笑嘻嘻地说：“我爱好文艺，我常访问你们文艺界的人……”接着他就列举了最近的活动：在哪个作家家里遇见了哪个画家，又在哪个电影演员家里遇见了哪个京剧演员，等等，并且一口气说出了一大串文艺界的“秘闻”：谁的长篇并非自己写成却即将出版，谁和谁离了婚，谁排斥了谁而终于主演了什么电影，谁其实就是谁和谁的私生女……听来倒也新奇有趣，不过我估计起码有百分之九十纯系谣言。
待他滔滔不绝的炫耀使我的耐性已达于极限，我便问他所来为何？他跷着的二郎腿点着拍子，爽快地说：“你给我张照片吧，签上你的名儿。”说着便从衣兜中摸出了若干张照片，有的是颇为有名的演员，有的是颇为有名的画家，也有颇为有名的作家；不过我注意到，其中只有一张签上了名字，所以这些照片是否全是人家亲自送给他的，也还难以断定。
我托词说手头没有照片，难以奉赠，总算把他打发走了。
这以后，就有知情的青年朋友告诉我，田欢的父亲是一个什么部的负责与外商谈判的副司长，他坐的那辆小轿车，就是人家部里的，只不过他和司机混得很熟，所以常常坐来坐去地摆阔。据说，他是所谓“合法后门”的得益者。何谓“合法后门”？比如他上这所名牌大学，如果他高考得分根本不够录取线，硬来上，那就是“非法后门”，风险很大；而他得分刚好骑着录取线，因此他父亲托关系同大学管录取的人一打招呼，就把他收到这所大学了，尽管他的分数比别的同学低一截，而且因为他来就要挤掉一名分数高的，但这事好遮掩，不是要“全面衡量”吗？别人发现了来闹，也还可以用一通冠冕堂皇的理由挡回去。再比如他手头总有一两台录音机，什么双频道、立体声、附有邓丽君原声带的，他都玩过。这都是外国客商送给他父亲的礼品，按规定一律要上交，他总是先截下来玩一阵，玩腻了再上交，而这一台上交了，下一台又到手了，所以他总有得玩，比买下一台更富乐趣。你要是对这种情形有意见，他会辩解说：“没违反规定呀，最后不是都上交了吗？”也有的时候，上级允许不上交，而作折价处理，于是他就大做其录音机生意，自己先买下，再加价卖给求之不得的人们，据说最多能从中赚个一百多元——这也很难抓住他的把柄，因为双方是“周瑜打黄盖”，而且可以解释成他买了一台送给对方，而对方因为别的事赠了他几百元钱。给我透露这些情况的青年朋友预告说，田欢再来的时候，很可能会动员我买台录音机，并且会表示他可以给我“打听”、帮忙。
果不其然。田欢第二回来，除了传播些新的文坛谣言外，便由我的半导体收音机太旧，谈及电唱机之不必购置，而终于落到录音机之不可不有上，据说我如果能经常听听外国流行音乐的录音带，比如美国电影《午夜狂热》的全套音乐，那我的小说便能写得更具现代化风格。
我便故意说早想买一台，只是买不到。
他便单刀直入地说：“我卖你一台好了，值五百块钱，你给我五百五吧——只收你五十块‘手续费’，哈哈，我知道你捞了不少稿费，不过比起那些发了中、长篇的，你算个小户，我不向你多要！”
他竟如此之坦率，坦率得我不得不对他虚伪，因为倘若我也坦率，我冒出的那些话便会使他顿生报复之心——我何必招惹麻烦呢？
我冷淡地表示这事恐怕不恰当，况且我一时也拿不出那么多钱，总算又把他敷衍过去了。
然而，不久社会上就传出一种说法，讲田欢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，我写的那篇引起轰动的《交叉路口》，其中的素材就是他提供的云云。我并不感到惊奇。是的，他田欢享尽了“合法后门”的乐趣，他家住房本来就很宽裕，他却推动父亲为他在新住宅区争得了一个单元；本来某某宾馆的“自助餐”是专供应外宾华侨的，但是由于餐厅某服务员是托他父亲人情才分到这个工作的，因此他常在那个服务员值班时跑去白吃……不过这些也还不足以使他的灵魂充实。他父亲有权，他可以仗势，而且有钱，但是他还缺少那么一种东西，所以他希望能附庸风雅，把我这样的人也算作一个，可以通过接触和宣扬，使自己同那么一种东西沾边。
他上次来找我是在十来天以前，显得格外地踌躇满志，他宣布已决定去电影厂搞剧本，正在向学校请创作假，剧本将由某电影厂导演接，他前些时帮那导演从广州朋友那儿弄来台七百元的录音机，“他妈的让那班混蛋敲了一家伙，不过质量实在他妈的好！”这么说，他不满足与文艺界的人沾边，而要使自己成为电影剧作家了；我不反对任何人尝试创作，但是我知道他其实是一篇作品也写不成的。有一次他在同我谈话时竟反问我：“金水桥在什么地方？”又有一次他主动给我留下个“临时通讯处”，把“秦皇岛”写成了“奏皇岛”，由此可见其水平之一斑。对于他这种人钻进某宾馆白吃“自助餐”，白白享用“过路”的录音机，我的愤慨还很有限；对于他这种人利用特权钻营到我视为最神圣的艺术领域里来，我气愤得灵魂发抖了——我们难道真的将会看到所谓的“合法后门片”吗？
他微笑着，他是有信心的。他父亲有权，他可以仗势，而且有钱，并且将因此而获得那向往已久的东西了。他真是一个幸运儿！
可是，我的屋门虽然号称向每一个来访的青年敞开，我却希望他一生一世不要再来。据说搞写作的人应当冷静地接触一切人和一切事，我却做不到。
然而，此刻的敲门方式，不是宣布着不受欢迎的人又跑来了么？
我拉开了门。啊，不是他！我忽然格外地高兴，我迎接客人的热情一定出乎对方的预料，而我也在一种出乎预料的兴奋中，晕晕乎乎了好一阵，才仔细端详起来这位新的来访者。
来者当然也是个青年人，中等个，皮肤黧黑，五官端正，眼睛闪闪发亮，唇上留着黑油油的胡子；衣着虽不能用“褴褛”二字形容，但起码可以说是寒伧：土布衣裤，敞着怀，露出掉了色、尽是小窟窿的黑色粗毛线衣；一双沾满烂泥的自制布鞋（我这才想起外面在下雨，我们这条仍旧是土路面的胡同一片泥泞）。如果田欢看见了他，一定会用“土鳖相”三个字来嘲笑的，田欢自己总打扮成华侨或外籍华人的模样，说句公道话，那倒的确模仿得颇为高明，足以乱真的。
我请来人坐到藤椅上，沏了杯热茶请他喝，问他从哪儿来，找我有什么事。
“我从新疆来的。”他不顾水烫，贪婪地啜着热茶，坦然地说。
我吃了一惊：“从新疆来？出差？”
“不！”他搁下茶杯，两眼直勾勾地望定我。
“那你……是来上访的？”
“也是为了来找你！”他那两颗黑眼珠黑得不能再黑，油亮油亮的。
“找我？”
“对。我的女朋友帮助我，凑了二百块钱，就这么来了。”
我盘算了一下以后，这样问他：“你现在住在哪儿？”心里一边怦怦跳。
“住在东郊一个旅店——说穿了，那是个大车店，一个炕睡十个人，一个铺位收五角钱，哈哈，倒不贵。”
我松了一口气。倘若他没有地方住，我是无法可想的。
“北京城里的旅馆是不让我这种‘自流分子’住的，我只好住在东郊，坐几十站汽车来找你。”这时我才注意到，随着说话，他嘴里喷出阵阵酒气，而且他的脖子，特别是喉骨下面的那块地方，布满酒后的红晕。
“找我干什么呢？”
“我也写小说。找你谈谈。”
“你上当了。”我诚恳地说，“不少青年朋友都上了这个当，老远地跑来找我，以为我有什么秘诀，起码有点经验，其实我也是刚开始学着写点东西，我是不值得你们花这么大代价来找的……”
“啊，”他用黑得出奇的眼仁盯住我，忽然一笑，“你这么说，我倒不想骂你了！”
“你是来骂我的？”
“你以为是来干什么的？当然是骂你。鬼才来向你打听什么秘诀，什么经验。我来找你，是为了当面痛痛快快地骂你一顿。”
我没有这种思想准备，我很狼狈。我拎过小小的糖罐，请他吃糖，以掩饰不自在的心情。但是糖罐里的糖都吃光了，只剩下半截果丹皮卷，那是我儿子吃剩的。我更加狼狈。他却捡起那半截果丹皮卷，放进嘴里吃了，然后从衣兜里掏出香烟来，点燃抽着，把嘴唇噘得尖尖地喷着烟。
“你骂吧。我欢迎最苛刻的批评意见。”我终于鼓起勇气说。
“好，我就来骂。你发表的小说，凡能找到的，我和她都看了……”
“他？”
“我刚才讲过路芳的事，你不要故意追问。我和她都看了，我们仔细讨论过。我们恨你，恨你真话假话一块说。你说了真话，惹得我们看，找不着到处找，就为了看看你那些真话。可是你除了一两篇以外，全都有假话。把假话糅到真话里去，比全是假话的东西更气人。你为什么不坚持讲真话，句句讲真话？！”
“难。”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，“就这样，已经有人要打棍子、扣帽子了。为了说出一句真话，有时候只好用一句假话来铺垫啊。”
“这样不行。你们把人从梦里唤醒，却又用假话给他催眠，折磨人！我写，就不这么干，我要全写真话！”
“你写了吗？”
“这就是！”他从地上提起鼓鼓囊囊的帆布挎包，那是我原来所忽略的，只见帆布已经旧得挂丝，布满油渍泥点；他费力地从挎包中掏出了一叠很不整齐的稿纸，递到了我的手中。
“你这真话，我说假话的配看吗？”我望着他，微笑着，心里其实很不服气。
“你配看。”他命令式地说，“因为你说的不全是假话。”
正在这时，我爱人领着孩子回来了。爱人一眼看见来客的一双布满污泥的鞋，蹭到了床单上，但是她忍住了心中的不快，对来客客气地点了下头，又趁来客不注意，对我狠狠地瞪了一眼，便开始在屋角洗起脸来。孩子照例不听我的指挥，绝对不叫“叔叔”，而是把书包像掷手榴弹般地往大床深处一扔，便翻小人书去了。我看看书架上的闹钟，问来客：“吃过饭了吗？在我们这儿吃吧？”
“吃过了。”
“怎么吃得那么早？没吃过吧？在我们这儿随便吃点吧！”
我听见爱人把梳子重重地往桌上一搁。
“确实吃过了。我在东单一个人买了一只鸡，喝了半斤酒。我把剩下的半只鸡送给一个上访的妇女了，她牵着个丫头。”
“再在我们这儿吃点吧，”也许是他那后半句话的效果，爱人走拢来，确是诚心诚意地说，“喝点大米粥，我这就去煮。”
爱人去小厨房了，我跟了进去。
“赶明儿你留人你做饭。我干了一天活，我伺候不来。”
每逢这种情况我只得忍气吞声。我赶紧端锅要淘米。
“回屋去吧，人家找你就为了跟你臭聊。”
我回屋了。不一会儿，饭菜都端进来了。爱人特意炸了虾片和花生米。我知道，她的心是美的，只是我们的生活条件太差了，一颗美丽的心是无法在这样的条件里充分放射出它的光辉的。
饭后，爱人带着孩子到邻居家看电视去了，这当然并非是因为她喜欢当天的电视节目，或者不懂得过多地看电视对儿子的学业是一大促退，这实在是因为我们的屋子太小，不足以同时容下四个人分三摊活动。
我这才问起来客的姓名、经历。
他叫佟岳，令我大吃一惊的，是他自称是四川籍人。
“你怎么跑到新疆去的？”
他没有正面回答，而是用那黑得令我心痒的眼睛狠狠地盯着我，幽幽地说：“我杀过人，你知道吗？我杀过人的……”
我愕然了。
他平静地叙述着自己的身世：“1958年，我十二岁，我的爸爸，一个小镇上的小学教员，被划成了右派。都说1957年是反右年，可是我记得清清楚楚，他是1958划的右派，据说那一年补划了不少人，他就是我们镇上的一个。我周围的人，包括跟我们家斗过嘴的邻居，都说他是个本分人，可是他竟因为对乡里定的征粮高指标不赞成，说了几句真话，被划成了右派。还被开除了公职，背着铺盖卷回来了，妈妈跟他哭闹，他只是坐在床板上发呆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发呆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对面墙上，一块掉下泥灰露出竹篾的地方。从此全家就靠妈妈一个人在纸盒厂当工人挣钱养活，爸爸天天背上鱼篓去钓鱼，有时我也跟着他去，钓了鱼我们就跑到集上去卖，可是往往买主都把鱼绳挂到手指头上了，旁边有个小孩嚷一声：‘他是右派。’买主就又把鱼退还给了爸爸。后来他钓鱼就单为给家里吃了，可连家里人也看不起爸爸，六岁的四妹有一回竟用手指羞着说他：老右派，不做事，光吃饭！他就搁下碗，没有再吃下去。我那时比较同情他，可是年岁太小，也不大懂他心里的愁苦。有一天他钓来好几条大鱼，趁我们都不在家，一个人煎了，下酒吃了，吐了一桌鱼刺，然后就上吊了。妈妈受刺激，大病一场，我们简直没饭吃了。我就恨起把爸爸划成右派的人来。一天夜里，我把菜刀藏在怀里，跑了十几里路，跑到爸爸教过书的学校，我知道校长是谁，见过，一个女的，才三十多岁，我想就是她把爸爸划成右派，害得我们家这么凄惨的，我要杀了她！”
“你……杀了她？”
“我溜进她的屋子，她正睡着。月亮光照进屋，我见她搂着三岁的女儿，睡得正香。我忽然想到，我把她杀了，她的女儿可怎么办？我看见了床边桌上，有个用碎布头缝的小球，里头塞的是棉絮线头什么的，还没有缝完，一根带线的针插在上头，月光下亮闪闪的；那是她缝给女儿玩的，我把她杀了，她的女儿就玩不成这个球了……原来她也是人，也有女儿，也想让女儿玩球，买不起就自己缝；她确实把我爸爸划成了右派，开除了公职，害得我们家闹到这个地步，她是我的仇人，可是望见那只没缝完的布球，特别是那根在月光下亮闪闪的带线的针，我下不了手……我就又把菜刀揣进怀里，跑回家了……”
“啊……”我吁出一口气来。
“过了几个月，妈妈病好了，大姐从高小退了学，当了临时工，我们家又能勉强过下去了，我就把这件事，向班上的老师坦白了。他当时就汇报了上去，第二天公安局就把我抓起来了，我被带到了爸爸原来教过书的学校，开了批判会，说我是搞阶级报复。那个女校长恨我恨得脸上的肉直跳，公安局说我不够法定年龄，批判完了就放了，她不答应，于是我被送去劳动教养……教养了两年，我出来了，谁都瞧不起我，谁都不需要我，学校不收我，当临时工的机会也没有，我就偷起东西来，我被抓住，铐起来——经常是同别的犯人铐在一起——挨打，被人啐唾沫，关在臭烘烘的、生满虱子的牢房里……可是一放出来，我就又偷！……”他的黑眼球闪着倔强的光，嘴唇抿成了一条线，粗壮的脖子上，一道原来我没注意到的刀疤，鼓得高高的，随着筋脉一高一低地起伏着。
“后来呢？”
“后来我决心重新做人，我就卷起铺盖卷，一个人搭火车、坐汽车、走路，到新疆去了。”
“户口呢？”
“要什么户口。那里非常偏僻，地多人少，只要去干活，就能挣工分。你不要一听新疆就满耳朵冬不拉响，满脑子小绣花帽子和花布拉吉。我们那个村子百分之八十五是地地道道的汉人，不是放牧牛羊而是种庄稼。你要相信我，我到了那儿就成了个诚实的人，凭力气吃饭，你看我现在的身体，你看我这一双手。”我这才看出他肩膀的厚实敦壮，我注意到他一双粗大的手不但布满了老茧，而且右手大拇指缺了小半截。
“你是怎么转念的？怎么一下子就决心远走高飞重新做人？”
“批判和大道理对我这个人都不起作用，起作用的反而是另外的事。我最后一次从牢里出来是1964年夏天，我从儿时上过的学校走过，听见里面传出打乒乓球的声音，我的乒乓球曾经是打得很好的，在我爸爸自杀以前，我得过一次亚军，所以我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，迈进了赛乒乓球的屋子——我一进去，正在打的两个同学突然都不打了，他俩不约而同地离开球台，去把搁在一边的外套抓在手中，用那样的眼神望着我——他们是怕我掏走他们的钱包。你说怪不，这个镜头忽然使我良心发现，我跑出了学校，跑到了河边，我把所有衣服全都脱光了，跳进了河里，使劲地游泳，我拼命地用手脚往下按水，使自己浮起来，我脑子里轰轰地响，只有一个声音：我不了、不了、不了！紧接着第二天又发生了一件事，我靠在墙上晒太阳，心里头像梗着根竹竿，忽然有人叫我：‘佟岳！佟岳！’我抬头一看，是公社副书记老李，这个老李以前我只是认得他，从来没注意过他，他为什么那么惊讶地叫我？难道我又犯了什么罪过？‘佟岳！佟岳！蜈蚣爬上你脖子了！’我本能地一拍，把一条半尺长的蜈蚣拍下了地。我很奇怪，我这么一个人，就是被蜈蚣咬肿了、咬死了，又有什么可惜？这个老李怎么这么可惜我？我抬起眼睛，只见老李走到我的眼前，他那时顶多三十多岁，瘦格格的，用瘦巴掌拍了我肩膀一下，其实是很平淡地说了几句：‘佟岳呀，你年纪轻轻，为啥就这么半死不活的呢？我看着你可惜哩！你要是好好作活路，我看你出息大哩！’他说完也就走了。他一定不知道他这几句话的力量，这几句话就把我一生给决定了，没几天我就跑到天山脚下，隐姓埋名，一下子就这么多年！”
“家乡的人，你的妈妈，一直不知道你的下落吗？”
“我妈妈知道，我给她寄过钱，所以家乡的人也知道。‘*****’当中，一纸外调信函，使大家知道了我是右派的儿子，所以，一直抬不起头来。白天我闷头干活，晚上我就看书——也真是巧事，‘*****’当中，我们公社中学的图书馆所有的文艺书几乎都被宣布为毒草，这些‘毒草’被扔到了一个大坑里，原来说要烧掉，后来不知怎么的又没烧，用沙埋了，我就常常去挖一点带回我那屋里，看呀看……结果，我爱上了文学，我手痒了，我就写小说……”
“你一直没有成家吗？”
“谁说的？七年前我就有老婆了，我们有两个孩子……”
“那，你说的女朋友……”
“女朋友就是女朋友，当然不是老婆。我老婆也是个出身不好的‘黑五类’，我们就凭都让人瞧不起这一点，互相可怜，结婚了。可我并不爱她，她其实也不爱我。我们就这么过，我看中国人里有不少是这么过，没有爱情，也不一定厌恶……女朋友是这两年从县里分来的师范学校毕业生，在我们村学校教书，比我小很多，爱文学爱得不要命，为了你一篇该死的小说，我们俩能吵上两三个钟头。我爱她，她也爱我。可我不能跟老婆离婚，她没地方去，还有两个孩子。我那女朋友说她一辈子不结婚，一辈子当我的朋友……”
“你不应当自私，你应当劝她结婚……”
“和谁结婚？和心爱的人？她心爱的人就是我。”
我望见他那黑亮得让人没法形容的眼睛，知道改变他的意念是不可能的了，便沉默下来。
这天晚上我赶写一篇稿子，睡得很晚。夜里，我迷迷糊糊做了好多梦，我仿佛看见佟岳手里拿着一把菜刀，就站在我的床前，忽而他把菜刀扔掉，脱光衣服跳进了一条大河，高溅的白浪花里，跳动着他黝黑健壮的身躯……
第二天清早我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天光已经透过半开的窗帘，亮晃晃地照到我的被子上。爱人和孩子都走了，桌上撂着两只喝空的粥碗，无言地指示着我起床后应尽的义务。
这时，又响起了敲门声。还是那种用中指和食指的指甲，交替地敲击门玻璃的哒哒声，而且频率急剧地加强着。
一定是佟岳又来了。他好不容易从新疆来一趟，我应允同他多谈几次。我答应留下他的小说稿，抽空就看，然后陆续给他寄回去，当然要提些意见——我估计那都是难以公开发表的东西，我没有说“如果好，向刊物推荐”的话，以前我曾轻率地同一些文学青年讲过，结果弄得很被动，编辑部和文学青年双方对我都很有意见。
我一边答应着：“就来！”一边匆匆地下床穿衣。穿好衣服后我先把唯一的两扇活窗打开，屋里憋了一夜的蚊香气，掺和着我一家三口呼出的废气，实在难闻。从窗缝中飞出几只血肚黑蚊，举手拍去没有拍中。于是我走到门边打开了门。
门外站着的是田欢。
我非常失望，而且压不住厌烦：“你？”
“我。”田欢大摇大摆地进了屋，径直走向藤椅，先把上头的坐垫拿起来抖了抖土，然后再搁回去，轻轻地坐下。
“又写什么啦？”他偏头向桌上望去，毫不客气地拿起桌上的稿纸，翻动着。
这是最让我难受的事。我没有成篇的东西，最怕别人看，就连爱人偶尔从我肩后探一下头，我也要不自在，常常引起口角。
我从他手中抽出稿纸，搁回桌上，明确地给他个钉子碰：“你不要管。”
他无所谓，从随身带来的手提包里，取出一只厚厚的稿袋，“啪”的一声摔到我的桌上，笑嘻嘻地说：“你给看看！我们的本子。”
仿佛他用不着知道我有没有时间、有没有兴致来读他们那个本子，仿佛他让我读，是对我的一种赏脸和恩赐。
我没有作声，只瞥了一下稿袋上写着的题目：《漓江诗女》，下面并列着三个署名，头一个是他。我怀疑这个本子的阅读价值，因为我可以肯定田欢其人虽然对漓江和姑娘都不陌生，却基本上与诗无缘；但是我又相信这个本子八成能拍成片子，因为我知道署第二个名字的正是那位从田欢手中买到录音机的导演，而第三个名字则是一位只热衷开家庭舞会而从不读书的干部子弟，他的唯一长处就是他爹的职务相当不低。我注意到导演的名字后面有个括弧，写着“执笔”字样。我真该为这位中年导演一哭。
“我们想先在刊物上发表一下。你得帮我们把这事办成。”他厚颜无耻地扳动着指关节说，“你以后也有用得着我们的时候。发出来领了稿费，咱们先去全聚德，你把老婆、孩子全带去，咱们不喝中国酒，我有从友谊商店买的三十三块钱一瓶的苏格兰威士忌，喝完了瓶子给你儿子当凉水瓶用。”
幸好这时又有人敲门，不然也许我喉咙里的一团火就喷出来了。
这回来的是佟岳，我觉得他对我是那么宝贵，我一把握住他肌肉结实的胳膊，把他拉到床边坐下；于是他一双沾满污泥的鞋又蹭到了床单下摆上，在我爱人曾唠叨过几句的污迹下，又添上了新的污迹。
我没有给他们双方介绍，他们两个对望着，两个人眼里都毫不掩饰地流露着鄙夷的神情。我望着这个场面，心里涌出一股复杂的滋味。他们两个各自有着完全不同的父亲，这就决定了他们两个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境遇；过去是这样，现在仍未彻底改变这种状况，将来呢？
我尽可能平和地对田欢说：“好，本子就留下吧，我下星期一就给你回音。”
他站起来，分明不仅是说给我，而是首先说给穿土布衣服的佟岳听：“我跟学校请了创作假，明天我们就去承德烟雨楼，在那儿写第二个本子；如果那儿的小灶败胃口，我们下星期可能就转移到无锡太湖边上去，你先等我的信吧，信上我会把信箱号码告诉你的。”
我忍耐住，把他送出了门，他不怕屋里的佟岳听见，在门外对我说：“那小子是上访的吧？你少理他们，省得给你惹事。”
我回到屋里。佟岳一句也不问关于田欢的事，显然，不是不感兴趣，而是已经看透。我想到佟岳虽然比我小五岁，但他的阅历却分明比我丰富。
我坐到藤椅上，诚心诚意地报他以微笑：“我们再敞开谈谈吧！”
“不谈了。”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，“我打算今天下午就回去。”
“为什么？你不是第一回来北京吗？不是还有事上访吗？……钱和粮票不够我可以给你点……”说到“钱”字，我意识到自己脸红了。其实这又何必？
“我到长安街上走了走，是漂亮。可是我钻进街上的胡同往里走，心里就难受。为什么三十年了，光是把街面弄得漂亮了一点，稍微向里深入一点，马上就经不起推敲？这几天下雨，那些胡同里多少房子漏雨，我从破旧的大门望进去，蘑菇似的小房子，自己盖的，高高低低地挤在一起，院子里汪着水，小孩子用树棍打水玩……这不该是离长安街几十米应该有的景象……”
“那么，你认为造成这种景象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呢？”我认真地问。
他沉默了大约半分钟，忽然眉毛一扬，用低沉的嗓音说：“我本来不想告诉你……你知道我那女朋友是什么人吗？”
他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忽然扯到这上头来？我没吱声，只听他慢悠悠地说：“她是从内地下到新疆兵团的知青，后来上了师范，毕业以后分到我们那儿小学校的……”
我提醒他：“你已经告诉过我了。”
他声音高扬起来：“可是我没有全告诉你。我们两个先从文学上接近，后来，交往深了。她有一次偶然提起她的父母，她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同她母亲离婚了，她的母亲死在1967年，是经不起揪斗，上吊死的，罪名是‘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，漏网右派’……你为什么好像不愿意听这些？这种事太多太多，不稀奇了是不是？当初我刚开始听她讲，也是这么个劲头，我虽然也同情她，但并不震动；后来，她就从箱子里拿出一样东西，说是她妈妈的遗物，你猜那是什么？”
他睁眼望着我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。我怎么猜得出来？为什么非要我来猜？
“告诉你，你记住——”说到这里，他两眼像放射出了电光，简直要穿透我的心肺，然后，他几乎是一字一顿地宣布说，“那是一只破旧的、用布片缝的球，里头填的是棉絮和线头……”
我不由自主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心脏仿佛猛地被电流击中，腾腾腾地几乎要冲出我的胸膛……
“当时，我一把抢过那只布球来，红着眼嚷：‘你妈是校长！’”
“‘是呀，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吗？’”
“‘她是“漏网右派”？哈哈哈……’我狂笑起来。”
“‘是的。造反派说她反右的时候不坚决，有的人五七年就该划右，她拖呀拖到五八年才去划……’”
“我就大声问她：‘你知道她五八年划的右派里，就有我的父亲吗？’”
“‘你的父亲？！’她五官整个乱了，完全变了模样。”
“‘哈哈哈……我父亲经你妈的手划成了右派，卷起铺盖卷滚回了家，后来就上吊死了；八年过去，你妈又被说成是“漏网右派”，也上吊死了！哈哈哈……’我抱住头笑，一直笑到又抱住头哭。”
“我把一切都告诉了她。她原来没问过我是从哪儿到新疆去的，怎么去的；我也没问过她的家乡在哪儿，家里有些什么人；我们都回避问这些问题。现在说开了，我们才明白，原来我们‘不是冤家不聚头’。那天，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，那只破布球夹在了我们胸脯之间，我们的眼泪打湿了那只球……我三十岁，她才二十一岁，我们加起来也不过刚过五十岁，可是我们仿佛一下子都变成了六七十岁的人，我们觉得悟出了许多的真谛，我们成熟得连我们自己都害怕……”
我重重地坐落到椅子上，用手支着额头，仿佛被人用重锤敲击了一下。
“你明白了吗？这就是我对你那问题的回答——中国为什么搞成了这个样子？就是因为吃了极‘左’的亏！开头，是好人出于好心‘左’，后来，林彪、**那一小撮野心家、阴谋家就凭着比‘左’还‘左’得了势，不分青红皂白地一个劲反右、反右、反右，结果，跟着反右的人自己也成了右派，让人家活不下去的人自己也活不下去……中国要想前进，就要狠批极左！你们文学家还犹豫什么呢？怕什么呢？……”
我抬起头，望着佟岳那刚毅的面容，那充分体现着男性美的小胡子，那黑得像潭底青玉般的眼珠，那整齐、结实的两排白牙，那脖子上隆起的伤疤……我忽然觉得，他就好比是一座荒莽的大山，这大山上确实生着杂草、露着乱石，没有森林绿荫，没有溪泉瀑布，不入名胜之流，不堪耕种收拾……但是，这山下却埋藏着最珍贵的黄金！
我依依不舍地把他送走。我心甘情愿地送了他一册处女作，一张签有名字的照片。他不让我送出胡同口，他给我的临别赠言是：“批极左要从讲真话开始。你要句句都讲真话。真话让我活得下去。真话能救中国。”
他走了，给我的床单上留下了污迹；他走了，在细雨中打着一把破旧的蓝色塑料伞，我临到最后才看出伞上用红漆写着的旅店名字，原来那是他租用的；他走了，他的背影绝不高大，但是厚实、淳朴；他走了，给我留下了一叠边缘打皱、沾有水渍的稿子；他走了，给我留下“我杀过人的……”这样的永远难忘的声音；他走了，他使我永远难忘那只用碎布缝成的、里面填着线头和棉絮的球；他走了，他的妻子和女朋友都在等着他，还有他的孩子；他走了，要走几千里，要走到对我来说犹如天涯般遥远的地方；他走了，我应当做些什么？在这块被十年浩劫弄得人与人之间缺乏真诚的信赖的土地上，我对他所给予的信任和托付，何以报答？……
夜雨哗哗。我坐在自己的斗室里，沉思着。一开始，我只为田欢那样的幸福青年过分的幸福而愤慨，为佟岳这样的不幸青年如此地不幸而抱不平；渐渐地，我的心平静而充实起来，我意识到，要改变田欢的个人品质也好，要开采出佟岳那深埋的黄金也好，关键还在改造他们所处的环境，而要使这环境在各方面都真正称得起是科学社会主义的，我们也许还得付出昂贵的代价……
当然，事情要一点一滴地做起，我有义务立即行动，用我当之有愧而毕竟已有的影响，靠我的努力活动，去为佟岳这样的青年开路，去为金矿寻求开采者！我想到了自己，如果不是有那么多热心可感的前辈和先行者为我奔走呼号，仅凭我自己的一点点才力，我就能达到今天这个地步吗？我不能守成，我要勇猛精进，我要为走在我后面的弟妹们搭桥做梯……
又是一个清晨。
又有人敲门。
我去开门。
1979年1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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