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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亮对着月亮


  我在什么地方?说出来你别瞪眼——在破庙里。

  别瞎猜,我可不是和尚。不跟你绕弯子了,直说吧,我是在我们厂的库房里值班。

  我们这个厂子是由破庙改造成的。这库房据说原是庙里的什么“须弥殿”,你瞧那几根柱子,透着古色古香。

  是呀,我们厂的厂房够寒碜的,可我们的产品就高贵了。凡是世界上最讲究最豪华的屋子里,大概都少不了这玩意儿,那就是——地毯。

  我今年二十二岁,分到这么个厂子当洗涤工,转眼就四年了。我那活儿又累又枯燥。不过,下班出了厂门,一瞅见那么多待业青年在卖大碗茶,炸麻花,咱也就知足。

  说实话,我还没谈上恋爱,那滋味儿留着以后再尝,反正我年岁确实也还小。我的生活乐趣是交朋友。友谊啊友谊,你们懂得这玩意儿吗?那滋味儿咱好有一比,比作回民饭馆里的一样名菜:“它似蜜”!

  眼下是春节,正该找朋友们痛玩一场。咳,厂里非排我大年初一到这库房里值班不可。得从这早上七点钟,值到晚上七点钟!值班表一排出来,我就满厂子转悠,求爷爷告奶奶地请人家替我一回,你想正赶上这么个节骨眼儿,谁肯替换我呀?

  算我倒霉。我带上袖珍半导体,一大叠《大众电影》,坐到这儿值班来了。厂子里除了传达室和党支部办公室还有人值班,大概就没有别的人了。我们这三个值班的各据一方,连隔窗对望的机会也没有,真闷得慌!厂子里静悄悄,可厂外的街巷不时传来噼噼啪啪的爆竹声,搔得我心里好痒痒。

  看看表,才七点四十。我怎么就跟在这儿待了一个世纪似的!时间这东西真古怪,人的心情能使它快如火箭,也能使它慢如蜗牛,乃至于凝固不动。

  俗话说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,我可并不思念我家里的人。来值班以前爸爸妈妈还在唠叨我:“心里要用到厂里的正事上,别总跟那些三朋四友闲逛荡……”教中学的姐姐也凑热闹,居然威胁我说:“你那个‘大拇哥’究竟是啥样的人?有工夫我们得仔细了解一下!”唉,我是“每逢佳节倍思朋”,而最令我自豪的朋友就是‘大拇哥’。让他们了解去吧……

  回想起结识“大拇哥”的经过来,真像吃烤鸭子似的有滋有味。

  那是头年秋天。那天刮着风沙,我竖起皮夹克的领子,手里举着三毛钱,站在某个礼堂的门外,不顾沙子灌进嘴里,顽强地向每一个迎面而来的人询问着:“您有富余的票吗?您票有多的吗?……”

  礼堂里要演“内部参考片”。什么名儿不清楚,反正“内部参考片”总比“外部片”神。咱没门路,又实在想看,只好用这法子来弄票了。

  谁理咱们呀!我把手里的三毛钱换成五毛钱,又换成了一块钱,最后举起来高声地嚷:“我买退票!我买退票!”还是白搭。

  正当我陷入绝望中的时候,突然,一张红喷喷的脸晃到了我的眼前,咦,这不是中学时候的同学“小驹子”吗?

  “你有票退?”我喜出望外地往他手里塞钱。

  “小驹子”把我的手推开,咧开大嘴岔一乐,问我说:“你小子想看呀?怎么着,还在地毯厂当毯匠吗?”

  我一个劲点头,只问他要票。

  “要看电影还不容易,来来来,我给你介绍个朋友——”“小驹子”把我手一拉,领我来到一个细高个面前。他看上去比我们顶多大个三四岁,戴着副变色“蛤蟆镜”,那上头还保留着外国字的商标。只见他右手不住地往嘴里扔瓜子儿。嘿,他可真有本事——他能在嘴里完成嗑瓜子全过程,舌头尖不停地出瓜子壳儿来!

  “你小子叫谭景风?咱们交个朋友,乐意吧?”他笑吟吟地说,“他们都管我叫‘大拇哥’。”

  “他就是这个!”“小驹子”竖起大拇指,兴奋地对我说:“他什么‘内参片’的票都能弄来!”

  果然,“大拇哥”把左拳一松,只见有五六张票夹在他的食指与中指之间。他抽出了一张递给了我:“你先进去吧,我们再等几个哥儿们。”

  我高兴得闭住了气。我一边连说“谢谢”一边把钱递过去,让“小驹子”一巴掌险些打落到了地上:“去去去!散了场,你还在这儿等着我们就行!”

  我入场了。十排三号,乖乖,多好的位子!而且,令我先是大吃一惊而后无比自豪的是,我瞧见了著名的大导演谢添,就是会表演“变脸”的那个鼎鼎大名的谢添……谢添的位子在哪儿呢?哟,二十三排边上,挨着通向厕所的太平门!

  瞧,我能让谢添陪着我参考“内部电影”!电影稀里糊涂地就演完了,亮灯后,我见谢添直揉脖子,我是满脑瓜莫名其妙。我拿眼一扫,哟,“大拇哥”他们位子更好:七排当中!

  不能不佩服“大拇哥”呀。跟他认识了没有两个月,我就从他那儿得到了不少方便,尝到了不少甜头。就拿过新年来说吧,澡塘子一大早前厅里就挤满了人,洗澡得排队等候,可“大拇哥”能带着我和“小驹子”穿过排队的人群,大摇大摆地在开业前走进门里去——原来澡塘子里的服务员“萝卜须子”也是他的朋友。“萝卜须子”让我们哥儿们几个在刚换得水的池塘里痛痛快快地洗了头轮澡,还不收我们的洗澡票。当我们斜倚到位置最好的卧榻上打扑克牌时,又有“大拇哥”在食品店里的朋友“阿臭”带来了一提包杂拌糖,我们每人分到一斤。我打开纸包一看,不禁目瞪口呆了:几乎全是三块四一斤的高级糖和裹着全银纸的巧克力。怎么一斤才收我们一块八毛钱呢?细一问,敢情是这么回事:“阿臭”他们店里的杂拌糖,是由他们售货员头一天按比例用两三种高价糖和四五种中等、低等价糖混合配成。“阿臭”利用工作的方便,先用两三种高价糖配成几斤,留给我们这伙哥儿们,其余的再加以混杂,用以第二天卖给顾客,这样最后回收的糖钱,并不会出现亏损。我们出了澡塘子又直奔菜市场,大棚里买鱼的队真称得上是“九曲回肠”。我们照例不用排队,“大拇哥”把我们领到菜市场侧门。运鱼的冷冻车来了,从车上扔下了冻成一方一方的大黄鱼。菜市场里管把冻鱼方子运进棚里的“二拐子”也是“大拇哥”的朋友。他二话没说,扔了一方给“大拇哥”。“大拇哥”给了他二十斤的钱,便把冻鱼方子夹到自行车的后座上,然后我们笑骂着骑车来到“小驹子”家。在他家把那冻鱼方子劈分了——其实足有三十斤。不过不要紧,“二拐子”他们收进了的款子也不会亏损。他们只要给二三十个排队买鱼的顾客每人少称上一两,也就把差额找补上了——大年过节的,买上鱼就是美事,有几个顾客真到“公平秤”那儿验分量去?我把糖和鱼拿回家去,只说是排队买的,妈妈爸爸姐姐哪想得到这里头有“猫腻”?还直夸我比以前勤谨,有耐心。

  先头,我还当“大拇哥”是个干部子弟呢,后来从“小驹子”那儿问出来:不是。“大拇哥”的父母也就是一般的职员,“大拇哥”本身工作的厂子也平常,他无非是个普通工人。

  我对“大拇哥”可算是服了。有回我们都随“大拇哥”去参加一个文艺团体的舞会,因为女伴不够,“大拇哥”就带着我跳慢四步,一边旋转着一边对我说:“美滋滋吧?跟我交朋友有香的吃。记着我的话吧:有朋友走遍天下!可得注意,别交那没用的朋友!”

  轻柔的乐声飘荡在耳畔,变幻的彩色灯光使我目眩神驰。我觉得从“大拇哥”那里听到一条深刻的人生真理。

  正当我斜倚在值班的床铺上,一边听着收音机里的舞曲,一边想念着“大拇哥”、“小驹子”他们的时候,忽然有人叫我。

  隔窗一望,原来是同厂的片剪工韩玉朴。他跟我同岁,阔脑门,大眼睛,头发天然带鬈儿,长得挺帅。他这人人缘挺好,好说话。一见是他,我就蹦起来去开门,欢天喜地地说:“救星来了!你快帮我值这一天的班吧,明天你要我怎么报答都成!”

  他哼着歌进了屋,眉开眼笑,用《送你一枝玫瑰花》的调子唱着说:“帮你值班,不用报答……”

  我欢呼着抓住他胳膊,简直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赞美和感谢他。

  谁想他把我的手推掉,又用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的调子唱着说:“今天我实在替不了你,替不了你呀……”

  我后退一步,气得不行,把手一摔说:“你干吗跟我开心?那你干什么来了?”

  他这才解释说:“今天我得跟长海研究个新的地毯纹样,要参考《文物》杂志。可我把去年《文物》杂志的合订本锁在那里头了……”说着一指屋里靠墙的小柜,便走过去用钥匙开锁。

  他们片剪工序就在这库房的空当里进行,所以这儿也就算是他们那个班组的车间。他们每人都有一个装自己工具衣物的小柜,钥匙由自己掌握。

  韩玉朴取出《文物》杂志合订本,锁好小柜,哼着歌就要出屋。我挽留他说:“你替不了我,陪我杀一盘象棋再走也行呀。传达室于老头那儿就有棋,我去取还不行?”

  他笑着指指屋外说:“长海等着我呢,我们刚一块看完《泪痕》,这就要去他家研究新纹样……”

  我朝门外一看,可不是,他那个好朋友侯长海立在门外等着他呢。侯长海个子又瘦又小,真是名副其实的猴儿!这还不说,他还架着一只拐,据说他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,捡回了命落下了残。侯长海见我看他,便对我微笑着点头,我只是冲他撇撇嘴。

  没法了,我只好放走了韩玉朴,眼见着他和侯长海哼着《心中的玫瑰》,亲亲热热地走了。

  我仰面朝铺上一倒,长叹了一声。同时心里涌出了这样的想法:真古怪,韩玉朴干吗要交侯长海这么个没用的朋友呢?

  侯长海真是那种横着拧竖着绞也滴不出油水儿的角色。他爸是个扫街的清洁工人,他妈是个街道工厂的辅助工,他本人分到装订厂专管检查成品盖戳儿。我原先以为,大概因为韩玉朴是个书迷,所以他才找了这么个朋友,好从侯长海那儿弄点子并没有毛病的“处理书”。后来我在新华书店遇上他俩花钱买《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》,还听侯长海拍着书皮儿说:“这书是我们那儿装订的。”才知道他俩是一对呆鸟。

  当然啦,我知道他俩是邻居,打小就认识。上小学的时候,侯长海的腿架拐也走不动,上学校时韩玉朴常背着他来来去去。可这么多年过去啦,大伙儿都进入了社会,以韩玉朴的条件,交上比“大拇哥”更神通广大的朋友也不难呀,可他业余时间里,总还是跟侯长海腻在一块儿,你说这不亏得慌嘛?

  有一回,我跟“大拇哥”、“小驹子”他们从一家甲级餐馆出来,那一顿我们起码扫荡了十多样菜,可才花了五块钱——服务员“大锁眼”是“大拇哥”的朋友,“大拇哥”帮“大锁眼”弄到过香港流行曲的录音带,所以“大锁眼”采取一种从规章制度上解释得通的计价方法,便宜了我们这么一顿,还给我们提供了本来专供外宾使用的雅座。那天的五块钱是我付的,花五块钱就能让哥儿们打着饱嗝儿剔牙,喷着酒气儿逗贫嘴开心,也算是够值当的了!

  正当我们嘻嘻哈哈地从餐馆出来要上车(不是公共汽车,是“大拇哥”的司机朋友开来的“小面包”)的时候,我一眼瞧见韩玉朴和侯长海。他们俩各背一个写生的画夹,兴致勃勃地边聊边走呢。我就横过去拦住他们说:“嘿!往哪儿溜达呢?”

  韩玉朴扶住我的肩膀说:“瞧你醉的。我们要去看出土文物展览,打算临摹一点古代器物上的花纹。”

  真是稀奇古怪的爱好!我扬起眉毛扮了个鬼脸,讽刺他们说:“你们这是‘古典式’的友谊,早该成文物啦!瞧我们,讲究现代派的味儿——用友情使自己生活得更快乐!”

  韩玉朴微微一笑说:“酒肉之交古已有之,算不上现代派。我倒觉得我和长海的业余生活挺有现代化的味道。不过咱们都别忙作结论吧,祝你得到真正的快乐!”说完冲侯长海把头一摆,侯长海朝我腼腆地一笑,俩人便继续走他们的路了,倒弄得我有点下不来台。

  “大拇哥”他们早已坐上了“小面包”,“小驹子”他们一迭声地催我快上车。上了车,“大拇哥”问我:“二位是谁呀?”

  我说了名字。“大拇哥”又问他俩的具体情况。听完侯长海的情况,“大拇哥”把头一摆说:“没戏!”听完韩玉朴的情况,他倒挺感兴趣:“他爸是果品公司的头头?认识认识他倒不错。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用。”

  可是后来有一天中午在食堂吃饭,我跟韩玉朴说起“大拇哥”,建议他下班后跟我去看个“内参片”,顺便跟“大拇哥”见面聊聊,他却一点兴趣也没有,并且开口又是他那个侯长海:“我们俩约好了去图书馆,借《中国美术通史》看。”

  他们俩不知被什么迷住了心窍,搞上了地毯纹样设计。我们这个地毯厂是个小厂,自己没有设计师,织毯子就用大厂子设计室提供的现成纹样。那些个纹样反正也能销出去,出不出新纹样并不影响我们厂完成任务。可是韩玉朴把他和侯长海设计出来的“螭龟卷草纹”地毯图样拿出来以后,厂领导挺重视,织毯车间的老师傅们也愿意试织。结果,织出来的样毯在同行业各厂中引起了震动,负责地毯出口的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还把样毯拿去给外国商人看了,外国商人也是大惊小怪,一下订了上百张的货。可这又算得了什么呢?韩玉朴只得了三十块钱的奖金,侯长海只得了封我们厂写给他们厂的感谢信,如此而已!他们俩用韩玉朴那点奖金,坐首都汽车公司的旅游专车去清东陵玩了一趟,回来后侯长海说得好像多了不起似的。其实要跟我和“大拇哥”他们得到的快乐、见到的场面、收取的实惠比起来,可真是小菜一碟了!

  可他俩研究地毯纹样的兴趣还不见衰减。瞧,这不接茬又研究上了,大过年的也不消停消停。

  一阵清脆的爆竹声打断了我的思路,使我痛切地感觉到厂墙外就有活跃热烈的节日生活,我多么想投入进去,同“大拇哥”他们狂欢一番啊!可是看看表,停走了吧——怎么才八点二十?把表贴到耳朵上,坏小子,它就是那么慢慢悠悠地“滴答”着。

  我翻了一气《大众电影》,也还是提不起兴致。难熬呀!

  可是,到八点五十左右,奇迹出现了——你猜怎么回事儿?“大拇哥”找我来了!

  他进了屋,先用舌头尖顶出一些个瓜子壳儿,然后便打个榧子,哈哈地笑着说:“你们传达室那老头儿真逗呢,盘问我个没完,我总算把他给唬住了——我说我是你舅舅,中国评剧院乐队的,赶明儿能送他《三看御妹》的票,他才把我放进来……”

  我高兴之余,也不免有点惊讶——“大拇哥”背着老大一个大提琴盒!他这是打哪来,背这玩意干吗啊?

  “大拇哥”把大提琴盒搁到一叠卷好的地毯上,端详着库房四面,一边用他特有的方式嗑着瓜子儿,一边问我:“你今儿个就跟这些个毯子做伴呀?”

  我说:“可不是闷得慌!多亏你来看我。你陪我玩会儿吧,咱们是杀棋还是跳舞——收音机里这时候准有舞曲。”

  “大拇哥”摆着头,他的注意力全集中到了四壁挂着的一些挂毯上——那是我们厂的一种重要产品:有波斯式的几何图案,有传统的“和合万蝠”、“岁寒三友”等图样,也有仿国画的花鸟山水,还有个别仿油画的现代题材挂毯……大的十多平方米,小的不足一平方米。“大拇哥”边看边赞叹:“不赖呀!够意思!”

  我说:“别看我们厂是所破庙,这破庙里织出的毯子专登大雅之堂,纽约联合国大厦,巴黎总统府,东京都市政厅……全铺得挂得有哩!”

  “大拇哥”看完一圈,走到我那值班床上坐下,掏出包进口的“三五”牌香烟,动作优雅地递给我一支。我抱歉地对他说:“我们这个地方不许吸烟,怕把地毯点着了。”他吹了声口哨,把香烟抛起来又接住,揣回兜里,倚到床上的被子摞上,双手交叉枕在脑后,两腿交叠,尖头皮鞋一晃一晃地对我说:“景风,我要借块挂毯,你小子可别含糊!”

  我坐在床边上,搡搡他的腿说:“开哪门子玩笑!坦白坦白你们今儿个撇开我打算怎么玩?”

  “大拇哥”原来并不是开玩笑。他重复地说:“借我一挂地毯,我准在你七点交班以前送回来。”

  我愣了。这怎么行呢?我们厂的制度绝对不允许啊!再说万一被人发现了可怎么得了?我不愿让“大拇哥”觉得我太“教条”,就退一步说:“借,你也运不出去呀,挂毯又不是一根针一杆笔,揣兜里就能带走。你抱着毯子卷往外走,传达室的于老头准截住你。”

  “我干吗抱着毯子卷走?”“大拇哥”坐起身来,指指大提琴盒说:“卷起来搁那里头不就得啦!”

  我过去掀开大提琴盒一看,原来里头是空的!敢情“大拇哥”带它来就是为了装挂毯啊!

  撂下盒盖,我心里乱营了。

  “大拇哥”拍着我肩膀说:“你以为我会拐骗一块挂毯,拿走独吞了吗?放心,绝没那个意思。我只是要你小子帮我个小忙。”

  我挠着头:“咱哥儿们,别说帮小忙,帮大忙也是义不容辞的事儿,你要我个人的东西,任啥我也能给你,可这挂毯是公家的不是我私人的啊……”

  “大拇哥”用手托托我下巴颏说:“你先别发怵。咱们好商量。”

  “小天鹅,你知道吧?上月舞会上跟你跳探戈的那主儿……”

  我说:“知道知道,‘小子’早告诉我了,你们对上象了。她长得可真够天鹅的份儿啊,听说她家老头是个厂长哩,祝贺你啦!”

  “大拇哥”推我一把说:“别光说好听的!现在是你该拿出实际行动的时候啦!听着,今天下午她和她妈她姐姐要来相我。这三位女士全是金眼皮,喜欢个荣华富贵。所以,我已经从我们厂弄出一小桶汽油,说动‘小驹子’他三叔借了我一套刚分得还没搬进去的房间,又靠‘二拐子’和‘大锁眼’给我准备了一桌酒席,‘阿臭’、‘萝卜须子’他们给我借了个四喇叭的三洋收录机和唐三彩瓷马摆设,加上我自己早就制备好的沙发、立柜、落地灯、活动式酒柜……配上拐几道弯弄来的花格子地席、蝶式吊灯、出口茅台酒和金鱼酒心巧克力,估计准能把他们唬住,席上就把事儿定下来,初五办事处一开门我跟‘小天鹅’就去登记……可是我那墙上还缺样挂的,这不轮着该你成全我的好事了吗?”

  说完这番话,他就站起来,一边嗑瓜子儿一边绕看四壁挑选挂毯。他挑中了一块根据东山魁夷画意识出来的横式挂毯,指着说:“就借我这块吧,这色调正配我那全堂的布置——我搞的都是暖色!”

  我犹豫不决,结结巴巴地对他说:“这……这样好吗?‘小天鹅’不是早晚也得知道……知道这好些东西……连房子全是借的吗?”

  “大拇哥”转身望着我,满不在乎地说:“当然早晚她得知道。可登记完了她就是我的人了,我鼻子底下长的什么?不会慢慢跟她解释?她会相信我的能力的。今天我需要借的东西,只要我不断地走门子,一二年里我们就会全有的。别忘了她家老头是厂长,那厂子你和‘小驹子’他们不是都想转过去吗?人家比你们这集体所有制的福利高,有我这么个关系,今后你们到了那儿准能分上甜活!快把挂毯借给我吧,我可已经跟‘小天鹅’吹出去有挂毯了!……你小子不愿投资,光想中彩,那怎么成呢?”

  对这么个局面,我可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。我想起“大拇哥”早就对我说过的“至理名言”:“别交那没用的朋友!”过去我总以自己为本位来看待这句话。是哇,“大拇哥”这个朋友用处多大呀,没有他,我能看上那么多“内参片”吗?我能参加那么多的宴会和舞会,得到那么多便宜和乐子吗?可是,直到今天我才懂得,还应该以“大拇哥”他们为本位来看待这句话。他们跟我交朋友,也是为了图我的用处啊。我的用处体现在哪儿呢?显然,一块上餐馆开宴,撒出点钱去,那是够不上“有用的”……怪不得有时候“大拇哥”在闲聊中过细地问我们地毯厂的各种情况呢!前几天我就说起今天要值班的事,他把值班的地点、人数、环境……全打听到了。我当时没在意,现在才猛丁醒悟,他是早就计划好要用我了——是啊,“别交没用的朋友!”难道他给我那么多的甜头,单单是因为我能叫他声“大拇哥”吗?

  我的心就像被两个球拍推来挡去的乒乓球,脑子里的念头就像“儿童运动场”里的转椅般旋转不停。答应“大拇哥”吧,又觉着实在不该犯纪律,拒绝“大拇哥”吧,又觉着实在欠他的情。唉,友谊啊友谊,这回你可不像“它似蜜”了,你像没漤过的涩柿子般麻口哩!

  “大拇哥”坐到床铺上,哔哔剥剥地嗑着瓜子儿,眼珠在变色“蛤蟆镜”后转悠着,耐心地等待我作出决定。

  我低头用手指头抠着床单上的玫瑰图案,倒好像那都是些污垢似的。

  “大拇哥”等得有点不耐烦了,他啐了几个瓜子皮儿到我脸上,“开导”我说:“瞧你这份窝囊相!友情为重嘛!你琢磨琢磨,‘朋友’的‘朋’字怎么写的?月亮对着月亮,互相借光嘛!如今要生活得幸福,快乐,不就得靠多交有用的朋友,多借光吗?你赶明儿用得着我‘大拇哥’的时候多着哩……咱们又不是犯法,咱们就是互相借借光嘛!”

  他这么一说,我眼前仿佛真出现了个“朋友”的“朋”字,这“朋”字越胀越大,果然是两个下弦月互相对着……

  可我还是下不了决心。我第一次感到了“借光”的苦味。“借光”真的永不犯法吗?借来借去,这不已经快要“过线”了吗?怎么是好?“大拇哥”见我皱着眉头不言语,便站起身看看表说:“是呀,你小子还嫩。就让你想想吧!我先到西单再办点事儿,提琴盒撂这儿,十一点我再来,到那时候你要还这么窝囊,咱们先把账算清,完了就谁也不认识谁!”

  他走了。

  我在库房里坐也不是,站也不是,走动着也难受。我时不时瞥一眼那大提琴盒,黑色的盒身让我联想起一团盘着的大蟒。

  我不住地看表。时间啊,你为什么忽然又走得这么快?你这是跟我开的什么玩笑哟?怎么不知不觉就已经十点了?

  谁的脚步声?难道是“大拇哥”提前回来了?

  瞧清楚了来人,我的神经才松弛下来,那是韩玉朴。

  他照例哼着歌,手里抱着沉甸甸的《文物》杂志合订本,见了我便笑嘻嘻地说:“解放你来啦!找你的‘大拇哥’他们‘蓬叉叉’去吧!”

  见我满脸惊奇,他便解释说:“长海他们家来了亲戚,长海得跟他们聊聊玩玩,我们的设计工作暂停。我不愿意回家,乱哄哄的容不得我看书,所以来这儿顶你的班。咱们一举两得,你得了热闹,我得了清静。赶明儿轮到我值班也不用你再替我。怎么样,下巴颏该乐掉了吧?”

  我可乐不出来。我斜眼望望一旁的大提琴盒,这就引起了韩玉朴的注意,他瞪着眼大笑起来:“哈哈……这是你变的魔术吗?怎么库房里添了这么个庞然大物?”

  我怕他去揭盖儿看,忙拦到他身前说:“我的一个朋友,评剧院搞伴奏的,刚才路过这儿,说暂存一两个小时,等会儿他就来取走……”

  韩玉朴点着头说:“原来如此,你放心走吧。你把他名字告诉我,等会儿他来了,我问清楚了让他背走就是。我给看着,丢不了!”

  我当然并不离去。韩玉朴上下打量着我,到这会儿他才稍微感觉出我有点反常。

  我忙掩饰地说:“还是等他来了我再走吧……你坐下呀,我一个人闷得慌,有你来聊会儿也真不错。”

  韩玉朴从兜里掏出一张歌片来,兴致勃勃地说:“咱们一块学这首歌吧,旋律忒美!”

  我把他拿歌片的手打到一边:“我可不是歌迷。你坐下,跟我聊会儿比什么都强。”

  他和我都坐到了床铺上,我提起话茬说:“你是个大学问。你谈谈,朋友的‘朋’字究竟是什么意思?”

  韩玉朴嘻嘻哈哈半正经半逗趣地讲解开了:“‘朋’字有好几种意思。一个意思是同一个老师教的弟子,引伸开就是相好的意思,古书上有这样的话:‘同门曰朋,同志曰友。’另一个意思是当‘比较’的‘比’用,比如有个成语叫‘硕大无朋’,就是大得没法子比的意思。古时候还有把‘朋’当量词用的。当时贝壳就是货币,五个贝壳叫‘一朋’。《诗经》里说‘锡我百朋’,那就是五百个贝壳,多阔气,够买一台高级‘三洋’录音机的了!另外,‘朋朋’还被用来形容风声……不好的意思是‘朋比’的‘朋’,《唐书》上说:‘趋利之人,常为朋比,同其私也。’你可别跟趋利小人一块儿‘朋比’去啊,哈哈……”

  我知道他是无意,可这话直刺我心窝,我的脸色变得很难看。因为韩玉朴笑到半当间自己止住了,眨眼望着我,我就单刀直入地问他:“有个说法,‘朋’就是月亮对着月亮,就是为了互相借光,只有这样才能生活得幸福,生活得快乐!你说说,你同意这种说法吗?”

  韩玉朴重复着“月亮对着月亮”那几句话,微笑了:“真新鲜!头回领教!月亮自己并不发光,要说借光,那是借的太阳光啊……”

  “谁要你讲天文学!”我生气了,“你跟我直说吧,你跟长海泡在一块儿,究竟图个什么?”

  真没想到,他脸红了,降低声音对我坦白说:“我们想编本《京式地毯图谱》,还想写本《中国地毯史》……你可别给我们往外乱说啊!”

  咳,这对我来说算什么答案呀!我刨根寻底地问:“写这书又图个什么呢?稿费?出名?”

  韩玉朴“扑哧”乐了,当胸杵了我一拳:“你净想好事儿!我们八字还没一撇呢!”

  我还是不罢休:“你这个大月亮对着他那个小月亮,他净借你的光了,你不觉着亏得慌吗?我不懂,你们这号友谊究竟是怎么回事儿?”

  韩玉朴不乐了,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。我想起了他在团支部里的职务:宣传委员。他是不是要摆出个团支部的架势,给我上政治课呀?我先给他打了“预防针”:“你甭给我来一套一套的理论,你给我说点心里头的真实想法!”

  他倒又被我逗得微笑了。想了想,他诚诚恳恳地说:“我觉得,友谊,这也是一种高级的精神生活。它应当是高于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的。我跟长海打小一块长大,我们谈得来,都爱好工艺美术,迷上了地毯设计……要比成月亮对着月亮,那我们就是两个人造月亮——同步卫星——我们愿意绕着地球母亲,一块钻研学问,一块发明创造、为祖国为人类作出贡献……我们在一块看展览、旅行、写生、看电影、看戏、弹琴唱歌、下棋练字、讨论问题、钻研学问……觉着特别幸福,特别快乐。跟你说吧,我们都起过誓,就是将来有了对象,成了家,我们也要一直好下去!当然啦,我们也吵过架……”

  我忙追问:“你们也吵架?是你问他要什么他舍不得给你吗?”

  韩玉朴把眉毛一扬:“我干吗问他要东西呢!是这么回事,那回我们一块去图书馆,我借的那本书有点开线,那里头有幅插图把我迷得简直丢不开手。我看呀摸呀,忍不住就想把它扯下来夹到我的笔记本里去。长海看出了我的心思,瞪了我几眼才把我止住。出了图书馆,他斥我说:‘多没教养,起那号念头!’你想我受得了吗?我就脱口而出地说:‘你文明,你是瘸腿博士!’他登时变了脸儿,嘎噔嘎噔点着木拐飞快地离开我,一个人去赶公共汽车了。我赌气站在那儿没动弹,看见他没人搀着,好费劲地才上了公共汽车,车窗里闪着他变了样的脸,我这才悔得不行……晚上,我到他家跟他认了错,承认自个儿修养不够。他拿本书遮住脸,变了嗓说:‘我也不该那么说你,说得太重了。……’我把他手里的书推开,他眼里转着泪花儿呢。你不是问什么是朋友吗?全部的答案我也说不出来,可我觉着,在一起能使自己变得更纯洁更高尚,这才叫真正的朋友……”

  听了韩玉朴这番话,我心里涌出一股说不出来的复杂滋味,我又服气又不服气,又羡慕又嫉妒,又后悔又想挺住,又想再跟他深谈,又怕再往深想,又舍不得他离开又怕他留下……

  终于,我粗鲁地对他说:“行了行了,你走吧!我不用你替,反正今天我认倒霉了,这个班,我就值到底吧!你请吧请吧!”

  韩玉朴微微偏着头,眉头抖动着,默默地望着我,显然是在琢磨:这是怎么回事呀?

  我不能让他留在库房琢磨我,再说,十一点眼看就要到了,万一“大拇哥”跟他碰上可就麻烦了。我站起来先拉后推,由命令而恳求地对他说:“你走吧你走吧,现在我想一个人清静清静!”

  韩玉朴抱着他那《文物》合订本,依我的请求,哼着《友谊地久天长》的曲子走了。临走他亲切地对我说:“景风,我希望过完节后,能再跟你讨论关于友谊的问题。”我使劲地点头,真心实意地答应了他:“准的!我主动找你!”

  韩玉朴的身影消失以后,我一看手表:十点三十二分,离“大拇哥”回来不到半小时了。我望望那大提琴盒,心头就像被人揪了一把。我双手插进裤兜,低着头来回地在大提琴盒面前疾走着。我感到自己正处在人生的一个三岔路口上,面前两个路口都立着月亮对着月亮的路牌:一条路上是“大拇哥”他们在对我招手,发散出烟酒茶饭的香味,回响着流行曲和笑声;另一条路上可以看到韩玉朴和侯长海携手同行的身影,他们前方是一座闪着光芒然而陡峭险峻的修养和事业之峰……

  啊!请你们帮我来决定吧:该往哪边迈步?

  快点回答我吧,现在还来得及!

  1980年4月写于垂杨柳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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